唐代的司空图则把这种“意”在“言外”“象外”“景外”“韵外”的思路推到极致。
中国古代文论的“言外之意”或“意在言外”的语言“策略”，与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观念是息息相通的。如前所述，语言本来是一般的、概括的，它无法表达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对于“赋家之心”“诗家之景”的幽深微妙就更难于表达。但我们又必须认识到，语言作为一种心理实体，具有指称与表现两种功能。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与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16]
例如“花”与“鸟”这两个词，它们是对于各种各样的“花”和“鸟”的抽象，它们无法作用于我们的感觉，任何人都无法感觉到作为概念的一般的“花”和“鸟”。我们只能用它们指称、判断或推理。如说“花是一种植物”，“鸟是一种动物”，“种花养鸟可以达到休闲目的”等。但是，“花”（汉语huā，英语flower）、“鸟”（汉语niǎo，英语bird）都有“音响形象”，当我们听到“huā”“niǎo”或“flower”“bird”这两个词的声音，就会在头脑中唤起那鲜艳美丽的红花和天上高飞的鸟的形象。它们已经属于我们的感觉、表象与想象。这就是“花”与“鸟”这两个词的表现功能。诗人就可以充分利用语言的这种表现功能，写出诸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或“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一类诗句，因为在这里不是用词语去指称去判断去推理，即“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严羽），而是以“音响形象”唤起我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