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的史才，还在于他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达方法以贯彻史家的实录精神。他先后作为蜀臣和蜀之敌国魏的取代者晋的史臣，对于汉与曹氏的关系、蜀魏关系、魏与司马氏的关系，在正统观念极盛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在历史撰述中很难处理的大问题，但陈寿却于曲折中写出真情。
陈寿的史才还突出表现在叙事简洁。全书以《魏书》三十卷叙魏事兼叙三国时期历史全貌，以《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分叙蜀、吴史事兼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无冗杂之感，反映出陈寿对史事取舍的谨慎和文字表述的凝练。有人评论《三国志》“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但记载又过于简洁，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语而不详，甚至遗漏，由是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作补注。
陈寿在撰述旨趣上推重“清流雅望”之士，“宝身全家”之行的士族风气，所以他对制订“九品官人法”的陈群赞美备至，对太原晋阳王昶长达千余字的《戒子侄书》全文收录。
陈寿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他用符瑞图谶、预言童谣来渲染魏、蜀、吴三国君主的称帝，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来说明晋之代魏的合理性，他断言“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这种推重“清流雅望”和宣扬天人感应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是陈寿史学中的消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三国志》的史学价值。后人以《三国志》《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这是充分肯定了《三国志》在史学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