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陶行知创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起草《中国新文字宣言》，提倡用拉丁化新文字来改革中国文字，普及群众教育。
陶行知在此时期，紧跟中国共产党，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抗日救国的热情高涨，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都起了根本的变化，认识到“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作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3]
1936年初夏，陶行知接到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 第七届年会的邀请。同时又受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向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争取海外华侨和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同情。6月，陶行知去广东、广西宣传抗日救国，推行“小先生制”。7月初，从上海到香港，7月14日从香港出发，经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去欧洲，8月间到达伦敦。陶行知在世界新教育会议上作了《推行“小先生制”普及教育》的报告。9月3日至7日，陶行知去布鲁塞尔，以中国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的第一次大会。9月20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朗诵了一首长诗：《中华民族大团结》。10月30日，在伦敦瞻仰了马克思墓，在墓前摄影留念，并以崇敬的心情写了一首诗 《马克思墓》，歌颂马克思是“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