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们一行人在草野部队附近的M市的一家旅馆安顿下来，这时已临近就寝时间。大庭先生和我被分配到同一个房间。
两人独处后，这位银行家发表了露骨的反战言论。到昭和二十年[18]春天的时候，人们一碰头就会偷偷谈论反战，我已经听腻了。他一直压低嗓门说个没完，说什么找他们银行贷款的一家大型陶器公司，看准了和平即将到来，于是打着弥补战争损失的旗号，计划大规模生产家用陶瓷；还说什么政府正在向苏联求和，简直让我吃不消。我有我想独自思考的问题。他那摘下眼镜后莫名微肿的面庞，没入熄灯后扩散开的阴影之中。两三声单纯的叹息缓缓传遍整个被窝，不久便响起了鼾声。我感受着包裹在枕头外的新毛巾扎在我滚烫的面颊上，陷入了沉思。
每次独处时，阴郁的焦躁总会冒出来威吓我。不仅如此，今天早上看见园子时感到的那种撼动我存在根基的悲伤又鲜明地袭上心头，揭穿了我今天的一字一句、一举一动是何其虚假。与“怀疑一切或许都是虚假的”这一令人困惑的辛苦臆测相比，“断定一切都是虚假的”或许还没那么痛苦，所以，故意揭穿虚假不知不觉间竟成了令我安心的做法。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人之为人的根本条件”和“人的准确心理结构”感到的挥之不去的不安，也只会将我的反省导向毫无结果的循环。其他青年会是什么感觉？正常人会是什么感觉？这样的强迫观念责难着我，转眼间便彻底粉碎了我认为已确实得到的那一点点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