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外，农村社会中原有的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民运动的开展。广东人的宗族观念浓厚，宗族之间喜欢械斗。中共广东区委描述：“广东的人从前野蛮得很有点程度：我们平常对于《三国演义》、说唐小说，大概都认为莫须有的事情，没有哪个注意他的。广东人则不然，广东刘、关、张的结合，比什么人结合都亲密，天大的事情都可以调和……罗姓的人见了姓苏的，马上把面孔黑起来，据说他们是根据《说唐》上罗成被苏定国杀死的原故。还有何、李、莫三姓的人也是结拜了的，亲密得很。”刘、关、张或何、李、莫三姓中，只要一姓与别族别郡发生冲突，其他二姓必定帮打。“广东人的氏族关系，实大于他们的地方关系。”宗族之间的对立，直接影响到农民运动的开展。相互对立的两个宗族中，如有一方组织了民团，另一方则组织农会与之对抗。有的地方，乡农民协会几乎成了某一姓氏的宗族组织。1926年1月，广东普宁农民与城内方姓地主发生冲突。县城人口2万多，方姓占了十分之九。方姓地主乃用家族主义煽动全城的人，提出“方姓的人联合起来，打倒农会”、“城内的人应当联合起来打倒乡下的人”等口号。农民和农会方面亦提出“打倒方姓”、“打倒城内的人”相号召。宗族组织与地方观念对农民的凝聚力，远超过新兴的农民协会。农运工作者常常难以发动农民向同族的地主展开斗争。不过由于乡间常有强族压迫欺侮弱族的现象以及氏族间的争执，有时也成为农运干部组织动员农民的契机和突破口。只是这样一来，农民运动的本旨难免受到扭曲。